杨铠甲《探赜索隐烈士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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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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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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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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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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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从1939年的那个秋天起，关露和潘汉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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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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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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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陈慧芝是每周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关露一定早已选择了这个时机。她不动声色，只待回忆录完工。姚光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一点预兆都没有，看来到底是做过地下工作的。

这一天，回忆录终于写完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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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告诉陈慧芝，说明天有老同学会来看她，开车来，还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下，关露坚持不用，说已经约定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下午，陈慧芝看关露精神不错，便提议把回忆录念给她听，看看需不需要修改。这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李士群，题目叫《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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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同志。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同志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

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说有事托他帮忙。两天前的12月2日，梅益来了。关露告诉他自己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关露床头的塑料娃娃，感叹写作对于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仅因为病痛，还因为没有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