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探赜索隐烈士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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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联中康有为自比身在草庐、胸怀天下的诸葛孔明，再次表述了“还我中原”的政治理想。就在写出该诗大约两个月之后，康有为给袁世凯发出电报，反对袁“黄袍强加”。这说明，康有为的“还我中原”，不是要求恢复广义的王朝制度，而是恢复具体的清王朝。

康有为丝毫没有憎恶满清统治的“汉族”之心。但是，从康诗可以看到这样的奇妙现象：“晋处士”、“宋遗民”、诸葛孔明以及“还我中原”等当年康有为用以怀念清王朝、表达期待清王朝复辟心情的四个典故，其实都是今天国人用来表达“汉”民族主义感情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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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国运衰于“五胡乱华”，“晋处士”指不与“胡”势不两立的“在野不仕有德之人”；宋灭于金、元，“宋遗民”是在异民族统治下怀念汉人王朝的人民；诸葛亮一生视“汉”为正统，视占据“中原”的曹魏为“国贼”；“还我中原”的典故，来自于东晋名将祖逖的故事：“『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祖逖率部渡过长江与黄河，先后击败匈奴系的刘曜（前赵）、石勒（后赵），收复了中原大地。从“汉”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汉人从异民族统治下夺回“中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康诗中，不仅“晋处士”、“宋遗民”、诸葛孔明都成为他怀念由异民族而建之清朝的表达形式，甚至连“汉”的故乡“中原”，也成为代表清王朝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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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汉”、“中国”、“清王朝”不分的现象，在康有为的着作中比比皆是。1916年7月，康有为来到杭州陆军同胞社演讲：

至于吾国将来，与各国若何关系，则又未便说，只好说几句老生常谈：第一要爱国，第二要奉法，第三要知耻，第四要有勇。最终言人之所贵者在灵魂，身体虽死，灵魂决不死，如古之于忠肃、岳武穆、关壮缪，英灵自在天地间，即灵魂不死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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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想康有为在写作此诗、讲了此话后翌年在张勋复辟中的活跃表现，我们大约可以猜出这个“未便说”的意思。然而，岳飞是南宋抗击金国的英雄，于谦是明代抗击蒙古瓦喇的名将，关羽是紧跟刘备追求恢复“汉”之天下的义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岳飞，他正是女真人的死敌。如果从“汉”民族主义的角度解释康有为让陆军将士学习岳飞，就是鼓励他们与清朝及其余孽作战，这显然不是康有为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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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汉”民族主义不是康有为的本意，那他为甚么连心目中的人格榜样，都要推崇“汉”的“民族英雄”？从他心安理得地通过“汉”之英雄（而不是“汉”之民族英雄）来表达他对清王朝的一往情深来看，答案只有一个：他在中国国家性质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汉民族”的意识和概念，更遑论有排斥“汉民族”的意图。而这一点，正是清末民初的革命派将他看成“汉奸”的根据：

甲午以后，虏廷不绝如线，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态，倡伪维新之论，保皇之名。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惟鳃鳃鼓其“开明专制”、“政治革命”之丑论，以作君王怜妾之宫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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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革命派之所以祭起讨伐汉奸的大旗，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与“汉族”一致的“国民”标准。他们判断“汉奸”的标准，始终没有超越“种族”主义。换言之，他们认为汉人在处理与清朝的关系上，必须导入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否则就是“汉奸”，就是“革命”的对象：“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为汉族所当排；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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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革命派也承认：他们所说的“汉奸”，其性质与“改土归流”时期的“汉奸”、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义和团运动中的“汉奸”都已相去甚远：

汉人称汉奸者有之，外人称汉人为汉奸者亦有之。积自二千年来，传至今日，汉奸名号，未有定评。故往往有视爱同类为汉奸者，泾渭不分，殊甚痛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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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他们感到愤懑的是，有“满洲人”也来用“汉奸”一词来攻击革命派。为了摆脱这种语言的困惑，他们发明了一个“真汉奸”、“假汉奸”的说法：“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至满洲人之所谓『汉奸者』，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即为爱同类之故，甘心戎首，虽牺牲其身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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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革命派如此费尽心机改造“汉奸”的思想背景，就是区别“同族”与“异族”、“同类”与“异类”、“同种”与“异种”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理论。这种“汉奸”理论，其实认定“中国是一个汉族国家”、“汉族等于国民”、“只有汉族才是中国国民”。在这种革命派想像的中国单一民族国家话语中，“汉”已经不再是往昔那种集政治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为一身的综合概念，“中国”也不再具备“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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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风声》原作者麦家在央视《重访》栏目披露，动笔写作该小说，缘于上世纪30年代左联女诗人、后来接受组织任务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

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在她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