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探赜索隐烈士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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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韩国人才称李完用为卖国奴（maegugno）、亲日派（chin-ilpa）或者是“民族的叛逆者”（minjog-uimban-yeogja）。其中“民族的叛逆者”一词，又是他们从日语中引进“民族”一词、开始学习近代日本走“民族国家”之路，但这是韩国遭到日本侵略之后才被迫“发现”的话语。单一民族国家反而没有“汉奸”话语，是因为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一致，自然没有必要强调种族主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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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只有处在现实中为多民族国家，而又不顾现实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现“汉奸”式的话语，因此发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中国的朝鲜族，在翻译中文作品中的“汉奸”一词时，要么译为“卖国贼”，要么照葫芦画瓢音译成“朝奸”，要么生搬硬造“汉奸”（hangan），至今没有一个定例。蒙古语中也没有“蒙奸”一词。蒙古人将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人称为“olsaan Hodaldagqi”（卖国贼）或“olbagqi”（叛徒）。1930年代，一部分蒙古人因为相信日本会帮他们实现民族自治，而与日本勾结。这些人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蒙奸”，而“国民政府则用了一个更为奇妙的称呼：“蒙古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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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走向新的高潮。今天有人提出赶紧打“鬼子”，明天就有人喊出先要抓“汉奸”。回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发现有一种“攘外必先安内”式的思维逻辑：“汉奸”比“鬼子”更可恨。例如，上个世纪初，“为革命捐躯第一人”的刘道一就奋笔疾书，留下了《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

今日之计，救同胞而不杀酋奸，是犹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也；逐满酋而不杀汉奸，是犹隔靴搔痒，靴不启而痒不止也。汉奸乎！汉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横行而不杀乎？国人皆曰：“杀，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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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奸”字，说明了国人在人格上对“汉奸”的否定。《尚书．舜典》中有“寇贼奸宄”一句。东汉郑玄注曰：“由内为姦，起外为宄。”《说文解字》中，“姦”与“奸”分别是两个字，最早则只有“姦”而无“奸”。因“姦”俗写为“姧”，后竟成“奸”。清代中期以前，不仅“姦”、“奸”两字不分，而字义也只属淫、乱、邪、恶、诈、伪一类。当出现“汉奸”一词以后，不仅“姦”与“奸”两字有别，“奸”字还被加上通敌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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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奴役，出卖祖国利益的人。”人们甚至忘记了成为国骂之一的“汉奸”之“奸”字，与“奸”字本义之间的距离。任何概念的诞生和普及，都有其社会学上的理由和意义。汉语里极少有字与义都发生变化的事例；“汉奸”一词的诞生、裂变和普及，其实都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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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一开出的“汉奸”名单上，名列第一的是康有为。他提出：“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所以，探讨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应该最能看清清末民初革命派赋予“汉奸”一词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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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日本发现了一幅康有为七言律诗的手迹：

甲子书犹晋处士，庚申史作宋遗民；百千劫后成灰日，十九年来去国身。花发人归犹感旧，天旋地转望回新；草庐尚有乾坤在，还我中原风日春。

这首诗不谈风花雪月，也没有婉约矜持，只是直接抒发政治理想和政治悲愤，清楚地表达了康有为当时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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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作于1916年。康诗首联借用了两个历史典故：“甲子书犹晋处士”，说的是陶渊明不以六朝之宋为正统王朝一事。陶渊明的曾祖为东晋大将军陶侃，晋亡之后他拒绝宋的徵召，隐居作处士。陶在他所有的着述上必写年月，但义熙（东晋最后一个年号）前署年号，永初（南朝宋的第一个年号）后却只写干支，以此来表明他只承认东晋为正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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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史作宋遗民”，说的是元末明初权衡着《庚申外史》一书，称元顺帝实为南宋恭帝赵之子一事[42]。该书问世之时，经历了八十九年的元朝已经寿终正寝，南宋亡国更是渐渐遥远的过去。然而，权衡此说却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就其真伪人们争论了五百多年。《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核以事实，渺无可据”，“不过据一时流言以诬之”；而钱谦益、王国维等人却说此说不诬。康有为之所以借用以上两个典故，无非是为了表达他决以旧王朝为正统，坚持做旧王朝“遗民”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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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10月康有为流亡日本，时年四十岁。1913年康有为归国时已经五十五岁，中国已经进入中华民国时代，而到1916年时康已经与清王朝诀别了十九年。所以颔联和颈联中康自述为黑发人去，“花发人归”；他的“去国”，说的是他当年与清王朝的诀别，而“天旋地转望回新”一语，当然是表达他对清王朝复辟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