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铠甲《探赜索隐烈士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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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当思考，不要让人们将中国人的战争受害仅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其实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战争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形成一个两两相交的图形”，在接受采访中，作为学者的步平多次强调学术分歧不应抬高到政治层面。但他也表示，学术研究应当为政治决策和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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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作者、日本青年斋藤在中国留学时设计了一份中国版的问卷。调查提纲拟定后，斋藤却被学校外事处要求终止调查，原因是作为外国人，他的行为不被允许。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步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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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数量，步平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在生产量占日本所有化学毒剂生产量90%的大久野岛，从1931年到1945年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虽然目前运送到中国战场的毒剂和化学武器数量，尚无确切统计，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学毒剂的数量为3915.4吨， 可见其余的3460.6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这3400多吨减去已使用数量以及未填充数量，才可以大体推算出遗留的化学武器数量，所以准确数量还需要证据论证，”步平说，“所以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立场和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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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研究报告的公布，暴露出两国持极端意见的一部分人的对立。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对日本学者的抨击：“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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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所希望达到的是，不要被极端的意见所左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应该抛弃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开阔胸怀，拓宽眼界。”他说。

建立跨越国境的“感情记忆”和历史观，是步平自己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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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苏本名弓云，出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相继在美国通用电气、AT&T、诺基亚等公司工作，后成为一家美国公司驻日的网络工程项目主管，居住于日本关西的小城伊丹市，并娶妻生子。

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他养成了对文史的爱好。几年来，萨苏接连出版了《中国厨子》、《嫁给太监》、《梦里关山走遍》、《北京段子》、《与“鬼”为邻》等书籍。

他说，在日本也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对中日战争进行研究。官方研究主要由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来承担，但近年来成果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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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苏认为日本人喜欢钻“牛角尖”，并将这总结为他们“缺乏大国气度”，“日本在地理上是个岛国，一直没有邻居，不太懂得如何跟邻居相处，也就不懂得平衡的道理。对他们来说，要么是吞并，要么是被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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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日本曾经出过一套二战战史资料，编纂很用功，但成果不能说很好。”萨苏说，通过日本官方的研究史料，他发现日本在研究抗战问题，多数都是“只见树木”。比如对“南京大屠杀”，日方十分重视单个事件的研究，有些研究者会通过对单个事件的否定来否定整个大屠杀的存在，“其实这样只会在屠杀人数上有差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大屠杀，实际上是个定量和定性的问题。”

日本官方研究者在做二战研究的时候，一般只用保留下来的官方资料进行。但萨苏说，在战败时，日本政府为了躲避战争责任已经毁掉了大部分官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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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政府资金支持的研究多是大学教授等人文学者，无论左翼和右翼日本政府都会进行支持。

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民间学者数量也很多。萨苏说，曾经有一位牙医出身的研究者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空军抗战史，“他最了不起的就是努力把战役里的每个人都找到，然后一个一个去采访，最后出了一本描写中国飞行员的书，叫做《中国的天空》，历史价值甚至超过中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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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老兵还组织了各种联谊会，并成为民间的研究主力。这些联谊会经常将回忆录集结成册，从而留下来大量资料。“近几年随着老兵们的逐渐离世，这些组织也日渐衰微。”但是，这些没有正式刊号的出版物中有很多珍贵史料，正是中国和日本官方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

与中国不同，许多侵华日军都随身携带照相机等设备。他们以及随军记者们所拍摄的即使没有人物的景色照片，现在都成为了绝版资料，“那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人去拍照片，但蔺相如的墓地，北京的各个城楼等就留在了日军的相机里。”